小說集編餘雜識
序言
呈獻在讀者面前的這部《魯迅作品精華(選評本)》,凝聚了本人近二十年的心血。一九九五年將書稿送交香港三聯書店出版時,我就根據可以傳世不衰的思想文化經典的應有的標準,遴選魯迅作品二百二十餘篇,在魯迅全部作品中擷取十分之一二作為精華,力圖讓世人認知一個「經典魯迅」。時隔近二十年,當北京的生活書店計劃重印這部精華集時,我重讀當年寫下的百餘篇簡短的點評,為它們的淺陋感到汗顏,因而狠下決心,補齊全部點評,並對所有點評進行脫胎換骨的修訂和拓展深化,以副我目下的學術能力和水平。這番努力,追求的是為一部精華文集作點評,理應點出其精、評出其華,選與評相搭配,使讀者能夠在一個思想文化精華的平台上,進行酣暢痛快的、而不是八股老調式的或瞎子摸象式的精神對話。因而點評的篇幅,就由原來的三四萬字拓展為近二十萬字。儘管時間倉促,或不周密,但對我而言,已是「李長吉真欲嘔出心頭血乃已耳」。
中國現代思想和文學,是有幸的。因為二十世紀中國之有魯迅,使二十世紀的文化和文學,增加了不少聲色、血性,以及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深度思考。魯迅藉文學而思想,使思想得以長久保鮮;魯迅藉思想而文學,使文學牽繫着民族和歷史的筋骨血脈。他是中國現代文學之父,也是「五四」諸子中最燦爛、也最不能說盡的思想者。
「魯迅」這個筆名,是一九一八年五月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號發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時,首次使用的,至今已近一百年了。百年歲月並沒有使魯迅作品顏色凋殘,滋味減淡,以至今天讀魯迅的書,依然有一種辛辣的思想智慧被釋放的痛快感。讀他的文學而能夠從思想深處感到辛辣、感到痛快,進而從辛辣、痛快中,感到生命力的汩汩啓動,魯迅以外似乎很難找到另外的人。只要你的思想不麻木、不輕薄,不受某些成見所控制,你都會感受到魯迅以刻骨銘心的深刻性和焦灼不已的憂患意識,關注着中國人的精神,關注着中國的命運,他是奴役體制和奴才心理的不可調和的敵人。有些利益集團壓迫他,有些苟安求存者討厭他,他們自有理由。但魯迅從來不迴避也不畏怯這一點,他生前受過「冷箭」,身後也受得起「冷箭」,「那怕你銅牆鐵壁!那怕你皇親國戚!……」。
看見了毀譽不一的種種議論,再從魯迅作品閱讀中體驗那種辛辣的痛快感,就更能感覺到不痛就不快,不痛就不能狠下心來作出深度的歷史和精神的反思。既然要對生命相許的老大而貧弱的民族和它的思考者本人進行歷史理性的反思,既然要「抉心自食」,豈能不「創痛酷烈」?痛而後快,這是一種精神的錘煉、淬火和釋放,精神的干將莫邪不是在花柳叢中、而是在烘爐烈火中煉成的,由此而產生剛毅的擔當意識和創造意識。用魯迅的話來說,就是要「在冰谷中救出死火」,讓它繼續燃燒;就是要打出「火焰的怒吼,油的沸騰,鋼叉的震顫相和鳴」,邊沿開着慘白色的曼陀羅花的地獄,「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青年一代「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他的終極關懷,在於這麼一條因果鏈:由人的覺醒,達致民族的振興。這是人類性的,也是民族性的,二者不能割裂。
沒有理由不承認,魯迅是一位真正以人為本,並為之除蟲固本的戰鬥者。自語義學而言,本就是根柢,在木的下方以一橫來標示,正如在刀口以一點標示「刃」,出自同樣的原始造字法。根柢的根,是蔓生的根,柢是直生的根。因而魯迅在一九○八年,就將以人為本表述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在如何立人上,魯迅尤其注重精神,不僅呼喚「精神界戰士」的出現,而且認為「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狂人日記》以滿紙荒唐言製造強烈的精神衝擊力,它查看每頁都寫着「仁義道德」的歷史,卻從字縫裡看出都寫着「吃人」,所吃掉的不只是人的肉體,更嚴重的是吃掉人的精神。「哀莫大於心死」,精神的萎縮,是民族的最大悲劇。因而魯迅始終堅持解剖和改造國民性,思考着如何鑄造剛健清新、生命力充溢的「民族魂」。
在解剖國民性中,魯迅最痛心疾首的是四性:一是奴性,或阿Q性,麻木以求苟存;二是剝皮性,或暴君性,殘暴以逞威權;三是二丑性,或叭兒狗性,流言蜚語而討好獻媚;四是流氓性,或《水滸》中的牛二性,非法耍橫而胡攪蠻纏。正是針對充其量也不過是「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的這四種習性,他總結雷峰塔倒掉的教訓時,反對寇盜式的破壞和奴才式的破壞,觀人省己,保護國家柱石不讓偷挖,主張「內心有理想的光」的革新式的破壞與建設並行。從這些闡述中可以發現,由於思想的銳進和閱歷的加深,一九二五年的魯迅與一九○八年的魯迅相比,對於立人之「人」的類型把握,更加具體切實了,但以人為本還是前後一致的。魯迅把立人和立「人國」看作一個整體性的事業,很早以前他給許壽裳的兒子開蒙,寫了兩個字,一個是「天」,一個是「人」。「天」就是把握自然和世界,這是人的生存空間,生命實現空間;「人」就是要認識自己及同類,有一種頂天立地的精神自許,有一種人之為人、能夠實現人生意義的尊嚴。這無疑是綱常名教壓癟了的人,要恢復其天性的掙扎、反叛和重新鑄造。魯迅文化就是關聯着天的「人的文化」,天之本在人,人之本在天,二者互為本源和本質,是一種現代性的「天人之學」。這種「人學」或「天人學」,是中國思想史上前無古人的創造。
由於深度關懷着重鑄人的精神而建立「人國」,魯迅在他所處的內憂外患深重的歷史時代,作為一個知識者,只能訴諸嚴正的不留情面的「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以匕首投槍,短兵相接,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在當代世界發出中國的聲音。龔自珍一八三九年作《己亥雜詩》云:「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他感受到國家元氣殆盡,社會「萬馬齊喑」,呼喚着風雷激蕩,催生「九州生氣」。魯迅是喜歡龔定庵的詩的,八十多年後,魯迅也致力於「畫出這樣沉默的國民的魂靈」,一九二七年魯迅作《無聲的中國》講演,要求「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為此,魯迅也吶喊,那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着發出最後的吼聲」,只要國歌中「最危險」三個字沒有改動,就有魯迅存在的現實感;魯迅也彷徨,那是新文化團隊經歷了進退沉浮,佈不成陣後的堅持性彷徨,令人聯想到「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到廟宇祠堂中的精靈古怪和各色人物的顛倒錯綜的形相,「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抒憤懣」,以作《天問》的彷徨。無論他的吼聲或天問,都是從一個真正的「人之子」的口中發出的。從中可以體驗到在「風沙撲面,狼虎成群」的荊棘叢中「上下求索」,踏出路來的生命訴求。魯迅是在峽谷深處伸出雙手,竭誠盡力以托起「中國夢」的孤膽巨人。其中的拳拳之心,就像魯迅高度讚揚的德國女畫家珂勒惠支的木刻《犧牲》中,一位母親悲哀地閉了眼睛,獻出她的孩子一樣。魯迅代表着祖國母親,睜着悲憫的眼睛,獻出了狂人、孔乙己、阿Q、閏土、祥林嫂,以及無常、女弔,令人在一種辛辣的痛快感中,反思着「真的人」與蟲豸、人間與地獄、中國與世界。
魯迅的人文世界是豐富多彩,趣味深遠的。雜學、野史、經籍、文物、繪畫、地方戲和民俗,無不隨手拈來,調侃體味,皆成妙趣。魯迅有兒童的好奇心,農民的幽默感及民俗的狂歡意態。他欣賞鄉下小孩「打了太公,一村的老老小小,也決沒有一個會想出『犯上』這兩個字來」的純真和頑皮;自己老大得子,還說「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他以含淚的笑關注着頭上長滿癩瘡疤的阿Q,在街頭赤膊抓虱子與人比醜,還憤憤地與別人互抓辮子進行「龍虎鬥」;又關注着祥林嫂捐了土地廟門檻,依然贖不回地獄分屍的鬼債,懷着恐懼、疑惑和沒有泯滅的期待,惴惴然徘徊在地獄的邊緣。魯迅最忘不了這麼一幅神異的鄉愁圖:「深藍的天空中掛着一輪金黃的圓月,下面是海邊的沙地,都種着一望無際的碧綠的西瓜,其間有一個十一二歲的少年,項帶銀圈,手捏一柄鋼叉,向一匹猹盡力的刺去,那猹卻將身一扭,反從他的胯下逃走了」;卻又為「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苦累得像一個木偶人的閏土,淒涼地顫動嘴唇,恭敬地叫出「老爺!……」的稱呼,感受到大地的呻吟。即便是民俗的狂歡,他把金臉或藍臉紅臉的神像出遊,當成「罕逢的一件盛事」,能夠從中創造出詼諧的無常和剛烈的女弔,魯迅的經典地位已經足以不朽了。
還有一點需要補充討論。近年由於國學升溫,孔子升堂,也就浮現出思想史上的一個重大命題:魯迅與孔子的關係。作為一個現代大國,對此不應持守簡單的二元排斥的態度,而應該擁有一種多元共存、綜合創新的文化胸襟。還在最初編纂這部精華集之前的一九九二年,我就提出「魯迅與孔子溝通說」:「魯迅思想自然不能等同於古越文化,它是二十世紀前期中國人面對世界以後,對自己文化建設,尤其是自己文化傳統弊端進行空前深刻的反思的結晶。因而它帶有明顯的現代性,這一點非孔學所能比擬。當民族積弱,需要發憤圖強之時,越文化和魯迅精神是一服極好的刺激劑;但當民族需要穩定和凝聚之時,孔學的優秀成分也是不應廢棄的黏合劑。儒者,柔也;而越文化與魯迅,則屬於剛。在穩定、開明的文化環境中,二者未嘗不可以剛柔相濟、文野互補、古今互惠。中華民族的現代文化建設應該超越狹隘的時間空間界限,廣攝歷代之精粹,博取各地域文化智慧之長,建構立足本土又充分開放的壯麗輝煌的文明和文化形態。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我認為魯迅和孔子之間,並非不能融合和溝通。」中華民族有五千年文明史,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幅員,有總人口十三億的五十六個民族,在它創建現代大國文化的時候,有足夠的精神空間容納魯迅和孔子,容納老莊、孟荀、墨韓,容納中國思想文化及人類思想文化的精華。精華之為物,乃是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
楊義
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編者弁言(一九九八年香港版)
在「二十世紀巨人」的行列中,無論如何,魯迅是佔有新文化先驅者的顯著位置的。屈指算來,他離開我們的歲月已是整整一個「六十甲子」,而且是中國歷史上發生了強烈震撼和偉大變遷的「六十甲子」。然而我們觀察中國事物之時,灼灼然總是感受到他那銳利、嚴峻而深邃的眼光,感受到他在昭示着甚麼,申斥着甚麼,期許着甚麼。由此你不能不慨嘆了:讀魯迅,可以療治膚淺,可以更深刻地瞭解何為中國和中國人,這是讀任何文學家的書都難以達到的一種境界。
「魯迅眼光」,已經成為二十世紀中國智慧和精神的一大收穫,一種超越了封閉的儒家精神體系,從而對建構現代中國文化體系具有實質意義的收穫。在魯迅同代人中,比他激進者有之,如陳獨秀;比他機智者有之,如胡適;比他儒雅者有之,如周作人;唯獨無之者,無人如他那樣透視了中國歷史進程和中國人生模型的深層本質,這就使得他的著作更加耐人重讀,愈咀嚼愈有滋味。魯迅學而深思,思而深察,表現出中國現代史上第一流的思想洞察力、歷史洞察力和社會洞察力,從而使他豐厚的學養和深切的閱歷形成了一種具有巨大的穿透力的歷史通識。正是依憑着這種卓越的歷史通識,他觀察着和解剖着一個在災難深重中進行革故鼎新的大時代,在中外古今各種文化思潮都爭辯着自己存在的歷史合理性的漫無頭緒之中,梳理着中國的生存處境及其發展的契機和可能性,對之作出令人難以忘懷的形象表達。魯迅作品以凝縮的形態,蘊藏着一個革故鼎新的大時代的思想含量和審美含量,其中的精華,堪稱現代中國必讀的民族典籍。這就是本書取名的來由,它尋找着彌足珍貴的「魯迅眼光」,出以「民族經典意識」。
誰能設想魯迅僅憑一支形小價廉的「金不換」毛筆,卻能疾風迅雷般揭開古老中國的沉重帷幕,賦予痛苦的靈魂以神聖,放入一線晨曦於風雨如磐?他對黑暗的分量有足夠的估計,而且一進入文學曠野便以身期許:「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青年一代「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便賦予新文化運動以勇者人格、智者風姿。很難再找到另一個文學家像他那樣深知中國之為中國了。那把啓蒙主義的解剖刀,簡直是刀刀見血,哪怕是辮子、面子一類意象,國粹、野史一類話題,無不順手拈來,不留情面地針砭着奴性和專制互補的社會心理結構,把一個國民性解剖得物無遁形、淋灕盡致了。讀魯迅,可以領略到一種苦澀的愉悅,即在一種不痛不快、奇痛奇快的大智慧境界中,體驗着他直視現實的「睜了眼看」的人生態度,以及他遙祭「漢唐魄力」,推崇「拿來主義」的開放胸襟。他後期運用的唯物辯證法也是活生生的,毫無「近視眼論匾」(參看他的雜文《扁》)的隔膜。我們依然可以在他關於家族、社會、時代、父子、婦女,以及文藝與革命,知識者與民眾,聖人、名人與真理一類問題的深度思考中,感受到唯物辯證法與歷史通識的融合,感受到一種痛快淋灕的智慧禪悅。他長於諷刺,但諷刺秉承公心,冷峭包裹熱情,在一種「冰與火」共存的特殊風格中,逼退復古退化的荒謬,逼出「中國的脊樑」和「中國人的自信力」。魯迅使中國人對自身本質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深度,正是這種充滿奇痛奇快的歷史深度,給一個世紀的改革事業注入了前行不息的、類乎「過客」的精神驅動力。
「甚麼是路?就是從沒路的地方踐踏出來的,從只有荊棘的地方開闢出來的。」魯迅把這段話寫入《生命的路》,使人們可以把「荊棘與路」的意象,作為他的生命哲學之精髓而加以解讀。魯迅是在荊棘叢生的曠野上為新文學開路的先驅者。要瞭解中國文學如何從古典階段轉型到現代階段,要瞭解現代中國的人文精神在開闢草萊時留下過何種彌足珍貴的足跡,是不可不讀魯迅的書的。起碼在這三個領域,他建立了新文學開路者的不世功勳:小說、散文詩、雜文。本精華集凡三卷,實際上想伴同讀者從三條路徑上一探現代中國人文精神和審美智慧的源頭。不是有過漢代博望侯張騫通西域之後,探尋黃河源頭的壯舉嗎?這三卷書想在另一種意義上探尋人文精神的河源,以「博」吾「望」。第一卷收小說二十四篇(序言和附錄八篇)。魯迅說,他的小說也是某種「論文」,這強調他小說藝術形態的深處隱寓着豐富的文化意義密碼。第二卷收散文詩三十三篇(附錄一篇),散文二十六篇(小引一篇),舊體詩二十六首,書信二十六篇。就散文詩和散文而言,這當是至今為止最為完備的集子,包括九篇散文詩和十五篇散文都是按照嚴格的文體概念,從他的雜文集中遴選出來的,應看作研究的結果。第三卷以編年方式,選錄雜文七十八篇。編年的好處是可以窺見時代思潮和作者思想脈絡,這次編選是把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置於時效價值之上,從中當可領略魯迅的胸襟、人格和思想深度。三卷精華集共收各類作品二百二十餘篇,除學術專著《中國小說史略》外,殆可代表一個「世紀巨人」的成就,亦可使讀者領略現代中國人文精神的綺麗河源。
編選,實為當代人與前輩先驅者在研究基礎上,進行心靈對話的一種方式,其中包含對先驅業績的價值理解和精神體驗的相互溝通。因此精華集在編輯體例上另創新格,不取以往對魯迅著作詳注典故人事的方式,而在一些重要篇章後面寫出「編者附語」,以裨讀者直接把握「魯迅眼光」──他的歷史通識和審美特質。比如魯迅自稱《野草》包含有他的「哲學」,編者附語採取「吾道一以貫之」的思路,在逐篇闡釋中系統地揭示他的自然哲學、歷史哲學、社會哲學、人生哲學和生命哲學的幽深境界,這種填補學術空白的貫通研究,諒可打開讀者一扇心靈窗戶。散文之附語,較多關注作者的鄉土因緣和精神家園,如《狗.貓.鼠》附語,援引作者的宋代同鄉陸游關於「貓為虎舅」的詩注,當可加深對紹興民俗幻想的體味。小說附語,多採納敘事學智慧,點明妙處,以滋讀者的審美修養。比如《祝福》附語,重在交代紹興歲終「祝福儀式」,使讀者更真切地領會小說複調敘事的效果。至於第一卷《小說集編餘雜識》,則於小說外談論小說,既交代魯迅未完成的三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又揭示其未完成的社會心理原因,使人得到某種掩卷餘味。諸如此類的「編者附語」凡一百餘則,旨在開闊讀者的文化視野,引發廣泛的自由聯想,是否有點類乎魯迅編《唐宋傳奇集》而寫「稗邊小綴」的體例?倘若如此,多少算是師法魯迅體例而編《魯迅作品精華》吧。
楊義
一九九六年元月十一日